作者简介：李现平，男，1965年生，河北沙河人，知名军事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师从中国教育学界泰斗顾明远先生、中国现代军事教育学科开创者朱如珂教授。从军33载，曾任国防大学副研究员。现为清华x-lab教育研究专家。
内容提要：中国创业型大学建设困难重重，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看，可以集中概括为“五道坎”：一是大学的兴趣止于学问，二是各方都想独占发明专利，三是创造价值观没有成为立校之本，四是各领域划地为牢，五是严重缺乏实践精神。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在其名字里找不到“大学”的大学，却是数一数二的世界一流大学。
早在10年前，其校友创办的企业年营业额总和，突破2万亿美元，堪称世界第11大经济体。
它作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表现不俗，作为一所“创业型大学”更是业绩非凡。
中国大学，要走到这一步，还要爬多少道坡，迈多少道坎？又如何理解大学“研究高深学”的使命？
1861年，在美国“赠地学院”大潮中，知名自然科学家威廉·巴顿·罗杰斯，创办了麻省理工学院。
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罗杰斯所设想的这个公共科学技术教育机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校，而是由“艺术学会、艺术博物馆、工业科学学校”三部分组成的复合体。其初衷，是尽可能推动科学与艺术、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融合。
为此，人们为麻省理工制定的校训是：“知行合一”或“手脑并用”。实现技术的实用性，倡导知识、技术服务社会的理念，是它的立校之本。
普通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思路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明创造。而麻省理工的独特科研思路是：实际问题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明创造——创新创业。其科研始于实际问题，终于社会改造，两端都在生活实践中，形成了良性循环的闭合回路。
相比之下，中国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却更多地是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明创造”这个狭窄的循环里做功。将“高深学问”封闭在校园内，将校园隔离在社会外。以为这就是“心无旁骛”的科学精神，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之道。
现在看来，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就职北大校长时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一定论，是有局限性的。或者说，它在当时的北大和中国是进步的，在当代的北大和中国，就不那么周全了。
大学固然要研究高深学问。但是，这些高深学问，若离开了社会生活实践，既不来自于社会实际问题，也不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那真就成了所批判过的“自命清高”了。
对于当代中国大学而言，应该提出这样一句忠告：大学不仅仅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不能将自己封闭起来，单打独斗地研究高深学问，更不能超然于社会生活实践研究高深学问。
麻省理工学院，走上创业型大学之路的过程，充满了创新创业。它围绕技术发明专利，在处理个人、大学、公司的关系上，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奠定了创业型大学的内在逻辑。
如何防止教授们“一切向钱看”，将主要精力放在开公司搞发明，而影响到学术这个大学的核心使命？这是麻省理工学院在上世纪初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
为此，麻省理工副校长、工学院院长布什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分之一原则”：教授一周之内有一天的时间，可以专门抽出来用于搞咨询或通过参与创办企业挣钱；其余的工作日，则必须全心全意向大学尽义务。
这样一来，搞咨询、办企业，名正言顺地成为大学教授的本分；科研成果实现商业化，应用于实际，成了大学研究的自然延伸。这条“黄金法则”，在几十年之后被美国其他大学广泛采用，对于建设创业型大学具有里程碑意义。
不仅如此，麻省理工学院希望彻底解决师生创业道路上的障碍。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技术发明专利的权益切割问题。弄好了，它是一个保障和激励，弄不好，它就是一个障碍和羁绊。
1931年，时任麻省理工校长的卡尔·康普顿，任命了一个专项委员会，来为学校制定专利政策。并在1932年由教师大会通过。其大意是：承认学校对教师研究成果专利权的拥有，成立专门的专利委员会，帮助教师申请发明专利，并进行保护性的管理。
1945年，进一步成立了麻省理工学院专利、版权和许可办公室，1985年更名为技术许可办公室，成为美国最早尝试技术转移和大学创业的机制。其核心原理是：每项得到承认和保护的专利技术，在为企业购买时，大学获得其收益的15%，发明者本人获得扣除成本后剩余部分的1/3，其余部分则由发明者所在院系和跨学科中心以及麻省理工特别基金会共同分享。
上述收益各方，都拿出一部分收益投入新一轮研究，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的科研投入闭合回路。
这还不算完。发明创造和举办创新型企业如此“有利可图”，如何防止教授们过分“沉溺”其中，牵扯过多精力而影响学校的核心使命？
为此，麻省理工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政策。其中包括：技术转让和创业活动仅仅是教育基础研究和传播知识使命的副产品，而不是目的，决不允许干扰学术活动这一学校的核心使命；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学术活动永远优先！
不仅如此，还规定：大学的教职员工只能够担任公司的顾问、委员或一般成员，而不能担任公司领导。并禁止在读学生进入公司工作。
再来看一看“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句对大学使命的陈述。从建设创业型大学的角度看，我们不得不对它做出进一步的限定：大学研究高深学问，必须瞄准社会现实需求，必须接通创新创业渠道，必须形成现实问题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明创造——创新创业良性循环的闭合回路！
有了充足的资金，有了不断注入的技术授权创收，大学便有了推进科学创造和创新创业的强大力量。
而围绕创造价值搭建起像加油站一样的创新创业扶助体系，是麻省理工建设创业型大学的又一大手笔。
技术研究从创新到创业，一般要经历7个阶段：创意阶段、技术发展阶段、商业化计划阶段、企业计划阶段、形成企业阶段、早期成长阶段，高速成长阶段。可以说，对每一个阶段的加速推进，麻省理工都有所设计。
当发现好的创意时，大学会拨一笔小额补助金，以奖励师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当创新演变为发明时，学校会再拨给一笔津贴，以帮助师生寻找市场，并激发创业热情。甚至还配备必要的培训导师，来指导这些有意创业的师生，使他们顺利地走上创业之路。当创业项目或创业公司成立起来之后，为了降低技术和市场带来的风险，学校还会为项目联系外部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
围绕师生创新创业搭建起来的资金供应链条，对创新企业的关怀和支持，可谓无微不至。各种基金、奖金、辅导、政策，形成一个活力无限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这个体系中，有早期鼓励发明创造的“莱梅尔逊奖”；有不着眼于商业应用，单纯鼓励发挥想像力，开展创意研究的“媒体实验室”；有专门为一些前沿研究提供启动资金的“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有负责为师生申请专利、为初创公司发放牌照、提供专利授权的“技术许可办公室”；有帮助创新公司改善商业计划、组建公司的“列格坦发展和创业中心”；有专门为创业者提供专业且免费指导的“创投指导服务中心”；有通过匹配业内人士，为创业者提供一对一长期指导，并将创业服务贯穿始终，并致力于创新创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马丁创业中心”；此外还有成立于1948年，面向全球高新技术企业，全球范围内第一个高校与产业界开展合作的战略联盟——“创业联盟”；有被誉为“高校创业计划大赛之最”的创业大赛等等，不胜枚举。
而麻省理工最令人称道的创新创业之举，莫过于创立世界上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1946年，具有远见卓识的麻省理工校长卡尔·康普顿，为解决大学师生创业的最大障碍——资金问题，说服哈佛大学商学院、波士顿地区商业名流，与麻省理工学院一道，共同创设了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这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创立，不仅在麻省理工学院走向创业型大学的道路上再添一道加速器，而且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行业：风险投资。
为什么麻省理工的校友，普遍喜欢在母校附近聚集创业，形成蔚为壮观的“美国128号公路创新廊道”，能够与美国西海岸斯坦福大学开创的“硅谷”形成交相呼应之势？他们看中的，正是母校这种完备而系统的创新创业支撑体系。
再来反观“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一大学使命陈述，我们不难看出，大学的高深学问研究，应该成为大学师生和整个社会创新创业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得到高度重视和全力推进的“高深学问研究”，才配得上现代大学的角色。
反过来看，今天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唯有植入了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高深学问研究”高能发动机，才能够真正开创一个伟大的“双创”时代。
麻省理工为创新创业者搭建的最大平台，是它的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跨界交流互动文化。可以说，这个将交流互动进行到底的大学文化，才是其88个诺贝尔奖成果的真正沃土。
中国前些年的超级大学建设，掀起了大学合并潮。而且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大学的“大”和学科专业的“全”上。
相比之下，麻省理工学院在大学内部各学科专业之间，在大学与外部社会之间，在大学与全世界之间开创和建立的交流互动机制，才真正揭示了大学之“大”的奥妙所在。
尽管麻省理工学院只设有建筑及城市规划学院、工程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理学院、维泰克健康科学技术学院6所学院，及其相应的6个研究生院。但它却设有各类跨学科研究中心100多个，这一数量在全世界大学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而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跨界交流互动的深入开展，正是其创造力、创新力、创业力的不竭源泉。
就拿1980年成立的“媒体实验实”来说，其网罗和动员的资源之广，是我们难以想像的。这个跨界研究机构，致力于科技、媒体、科学、艺术和设计融合的跨学科研究，宣布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它直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及城市规划学院，由麻省理工学院第17任校长杰罗姆·魏斯纳及教授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共同创办。现拥有50名教授和科学家，下设33个研究小组，在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150名，各种研究计划400多种，每年研究经费3000万美元。这些钱，75%以上来自于近150家产业联盟企业的赞助。
尽管媒体实验室隶属于建筑及城市规划学院，但其宗旨却是致力于研发最新的计算机科技。尼葛洛庞帝和其他教授达成共识：实验室将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将科技产品化。因此他们的发明很多都“不切实际”，如研究仿鱼类行为的氦气飞艇、悬浮于空中的立体影像、会交谈的计算机、被程序化的乐高积木……
其研究范围包括了传媒技术、计算机，生物工程，纳米和人文科学。现已成立的研究小组有：分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纳米传感器，机器人，数字化行为，全息技术、模块化媒体、交互式电影、社会化媒体、数字化艺术、情感计算机、电子出版、认知科学与学习、手势与故事、有听觉的计算机、物理与媒体、未来的歌剧、软件代理、合成角色、可触摸媒体以及视觉和模型，等等。
这些课题，可以区分为5个课题群：数字化生活、会思考的物体、未来的新闻、数字化国家、变化的地方。所有这些研究内容都属于新兴交叉学科的范畴。可以说，这个媒体实验室，动员了整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智慧与力量，接通了全球的商业资源。
那些赞助企业，被区分为联合赞助商、联合研究赞助商、企业研究合伙人、研究生伙伴4个等级。依据其出资规模与合作深度，在这些创意及其可能的知识产权中，享有不同的权益。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媒体实验室，将整个麻省理工学院与全世界联系起来，与全人类互动交流起来。
麻省理工追求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跨界交流互动的传统，让我们重新反思：大学所研究的“高深学问”，究竟应该“高”在何处、“深”在哪里？
所谓高深学问，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它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各领域最前沿、最新颖、最有活力的发展成就。
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是“知行合一”或者“手脑并用”。这在中国大学，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被成功破解的命题。
1996年，麻省理工学院“创业中心”创立，后来更名为“马丁信托创业中心”。它隶属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服务于全校师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其创始人爱德华·罗伯茨教授，从一开始就创造性地提出了终身教职的“双轨制”思路，从而将“知行合一”的校训，不折不扣地落到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实处。
“双轨制”的基本思路是：在创业中心所聘请的终身教授中，始终要保持两个系列并行，一个系列是传统的学者型教授，着重于创新创业及相关学术研究；另一个系列是在创业领域有重要影响、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教练型教授；两方面相互配合，共同为创业者提供理论与实践、教育与训练、知识与行动两方面的帮助。
目前，这种“双轨制”教职设置模式，几乎被所有世界顶级的商学院所采用，以便于在开展课堂教学的同时，组织和管理创业项目和实践活动。可以说，将创业教练和实践导师引入终身教职行列，不仅开创了世界工商管理教育的先河，而且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对世界创新创业教育的一个重大原创性贡献。
终身教职中的这种“双轨制”，也带动了企业界兼职教授、实践教练、创业导师的大量涌现。如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创新创业教育，特别是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中，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可以说，没有这支队伍，创新创业教育是不完整的，不真实的，不切实际的。
在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创业大赛中，这些来自社会生活实践一线的兼职教授和创业导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个创业大赛，每届都会持续全年，分为三个阶段：秋季电梯演讲竞赛、冬季执行纲要竞赛、春季商业计划竞赛。其中第三阶段，安排有导师教练项目。
商业计划竞赛团队名单公布的同时，启动导师项目。来自各专业类别的25支团队，将会得到各自的1名律师导师和1名风险投资导师。这些导师，一般来自于大赛赞助公司的代表人、高级律师、风险投资合伙人、成功企业家、公司管理层，或者是有相关领域经验的经理人。在两个月内，导师要与自己指导的团队正式会面两次，并进行随时热线沟通。这为学生创业项目的扎实推进和迅速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践导师和创业教练的深度参与，为传统上具备“知”优势的大学，补齐了“行”这个短板。
而这项闻名于世的创业大赛，竟然主要是由学生自己组成的董事会，来领导和运营的！老师们只不过是顾问而已。这才是大学“知行合一”教育的极致，“教学做合一”的佳境！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一看“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条对大学使命的陈述。不难发现，如果离开了实践导师和创业教练，离开了“教学做合一”和“知行合一”的精神，它们如何能够在五光十色的当代社会，体现其独一无二的价值，发挥其强大无比的作用？
麻省理工学院的实践让我们思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句对大学使命的陈述，在多大意义上是正确的？在何种意义上是合理的？在何种情况下是不完备的？如何才能够变得强大无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