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著有《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当代土著人问题》等。
内容提要：早在17世纪初驯鹿鄂温克人就与俄罗斯人发生了接触，移民中国后他们仍然保持与俄罗斯人的接触。1918年之前他们与境外的俄罗斯人发生接触，1918年之后则与移民到中国的俄罗斯侨民发生接触。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接触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贸易，除此之外还包括政治统治、宗教传播以及定居等其他一些方式。
驯鹿鄂温克人(以下简称“鄂温克人”)是鄂温克族的一支，历史上与俄罗斯人多有接触，其文化受俄罗斯文化影响很深。
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接触的历史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17世纪初—17世纪中期为第一阶段;17世纪中期—1918年为第二阶段;1918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第三阶段。
鄂温克人原本生活在贝加尔湖西北部勒拿河上游地区，17世纪初沙皇俄国占领了这一地区，早在这一时期，鄂温克人就与俄罗斯人发生了接触。距今大约350年前，鄂温克人从勒拿河上游地区出发，来到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汇流处黑龙江北岸的阿玛扎尔河地区，不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到对岸黑龙江漠河境内。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成为两国的边界，从此鄂温克人生活的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的领土。1858年，中、俄两国签订《瑷珲条约》，黑龙江又成为两国的界河。但是，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对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接触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1918年以后，由于中俄东段边界被封锁以及俄罗斯人大规模移民中国，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接触从与境外俄罗斯人的接触转变为与移民到中国的俄罗斯侨民(简称“俄侨”)的接触。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俄侨大规模撤离中国，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接触的历史宣告结束。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本文属于边疆史的范畴，关注的是生活在边境地区的族群及其文化接触的历史。透过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接触的历史，那些发生在中俄东段边界额尔古纳河下游和黑龙江上游地区鲜为人知的历史侧面和历史过程将呈现在读者面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本文关注的是文化接触，研究的是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两个族群文化接触的历史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对这个过程所施加的影响。由于所掌握资料的局限，本文主要论述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接触的晚期历史，特别是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段历史。
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接触有多种方式，其中贸易是最主要的方式。可以说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贸易从他们接触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但在1906年之前与鄂温克人交易的俄罗斯人都是农民，并无职业商人，交换的商品主要是食物及其他生活用品。那个时候鄂温克人带着兽肉和桦皮桶来到对岸俄罗斯人的村庄，从当地农民手中换取黑面、“列巴”(面包)、盐、茶、酒、烟、火柴等生活用品。
从1906年开始，鞑靼商人从欧洲来到额尔古纳河沿岸收购野生动物的毛皮。鞑靼商人并不与鄂温克猎民直接接触，而是通过当地俄罗斯人作为中介，于是有许多俄罗斯农民转为职业或半职业的毛皮商人。对于他们来说，交换的商品已不是兽肉和桦皮桶，而是野生动物的毛皮，其中最主要的是灰鼠皮。从1906年到1918年，俄罗斯商人收购上来的动物毛皮主要是运往俄罗斯内地及欧洲各国，而他们供应给鄂温克人的生产和生活物资也是从俄罗斯内地进货。
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贸易地点一共有三个:第一个是伊格纳西诺村，位于黑龙江上游左岸，对面为中国黑龙江漠河的漠河村(北极村);第二个是波克罗夫卡村，位于黑龙江上游左岸，对面为中国黑龙江漠河的洛古河村，波克罗夫卡村比伊格纳西诺村更靠近额尔古纳河与石勒喀河的汇流处，是黑龙江上的第一个村庄;第三个是乌启罗夫村，位于额尔古纳河下游左岸，对面为中国内蒙古额尔古纳的珠尔干村。
自从350年前鄂温克人迁到中国境内后，他们与俄罗斯人的贸易地点就是伊格纳西诺村和波克罗夫卡村。在两个村庄之间，“他们更喜爱波克罗夫卡村”。
1807年前后，大部分鄂温克人从漠河境内迁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支流激流河一带。由于路途遥远，如果他们仍到伊格纳西诺村和波克罗夫卡村与俄罗斯人贸易，就要耗费很长时间，于是在俄国政府的指导下，这部分鄂温克人开始到乌启罗夫村进行贸易。
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在山中的贸易也有固定的地点，这个固定的地点或许可以称为“市场”。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时任珠尔干河总卡伦总卡官的赵春芳访巡乌启罗夫村，当问及俄罗斯商人与鄂温克人之间的贸易时，该村村长回答说:“距此东南行三百余俄里有一山名波克周尔，为贸易会集场所。以俄历冬十月二十、二十五等日为期，敝国商人用马驮运粮、酒、衣服等物，往售鄂伦春人(指鄂温克人——作者注，下同)。亦届期齐集，平时猎获皮张等，均携至场所，彼此交易。否则暂行赊欠，定某日在某处会算账目，再行归还，如是者以为常。又东行百五十俄里有木房一所，亦为贸易聚处，但无一定集期。原鄂伦春人有事常出山赴屯，觅熟识俄商约买某货，并约定某月、某日将货物运至某某山中，届期俄商如约前往。倘鄂伦春人不至，则商或在山中守候，或将货物堆存山上，迳行回屯坐家以待经久，鄂伦春人携皮张来，则某山堆存之货已为所用，彼此结算，尚无差错。”时任呼伦贝尔副都统的宋小濂也证实:“彼等与俄商贸易，有一定之地，一定之期。去此华里五百余里，有山名颇可轴尔，复三百里，有木垛房一间，为交易之定地。俄历十月二十前后，即华历十月初十前后，为交易之定期，过此以往，则踪迹难寻矣。”
鄂温克人与俄罗斯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他们互相之间称“安达”。安达一译“谙达”，是鄂温克语，意为“朋友”。一个鄂温克猎手一般只有一个俄罗斯安达，而一个俄罗斯商人却可以有几个鄂温克安达，这几个安达通常属于一个乌力楞。也就是说，一个俄罗斯商人通常只与鄂温克人的一个乌力楞进行贸易，但他不与整个乌力楞进行贸易，而是与该乌力楞的每一个家庭(没有猎手的家庭除外)结成安达。
随着与鄂温克人进行贸易的俄商的增多，过去由一个商人垄断整个乌力楞贸易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到最后一个俄罗斯商人只能与一个乌力楞中的一个家庭进行贸易。通常属于同一个乌力楞的俄商在进山收购鄂温克人的毛皮时会结伴而行。而随着与俄罗斯人贸易的进行，鄂温克人的私有制也逐渐发展起来。
除此之外，鄂温克人与俄罗斯商人之间还有所谓的“干爹娘”，即教父和教母的关系。日本人类学家永田珍馨认为:“鄂伦春与谙达的关系，不像历来一般商人那样只是买卖关系。而它是极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就是所谓‘干爹娘’关系。”鄂温克人在俄罗斯人的影响下，信仰东正教，小孩出生后要抱到对岸一所教堂洗礼，这所教堂通常就是他们的安达所在村庄的那所教堂。在给小孩洗礼的同时，按着东正教的规定，还要为他(她)取一个名字，并认一对夫妇为教父和教母，即干爹和干娘。这对夫妇通常就是他们的安达。
另外，鄂温克人与俄罗斯商人的安达关系通常是“世袭”的，如果两家在父一辈是安达，不出意外的话，子一辈通常还是安达。
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贸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冬季俄罗斯商人越界深入到中国大兴安岭西北坡的森林中与鄂温克人进行交易。每年“俄国人一般于冬季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与土著猎手见面两三次”。另一种方式是夏季鄂温克人越界到对岸俄罗斯人的村庄与俄罗斯商人进行交易。这种方式一般每年也有两三次，每次大约持续2到5天，这时鄂温克人就住在他的安达家里。“此鄂伦春每在四、五月间出山一、二次。一由珠儿干河出山，与对岸俄屯乌苏洛夫(即乌启罗夫——作者注)之商人交易;一由洛古河出山，与对岸俄屯波克洛夫(即波克罗夫卡——作者注)之商人交易。秋、冬、春三季，则俄商携货入山，与之贸易”。
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这种特殊的贸易方式主要受制于马。俄罗斯人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主要是马。马蹄的受力面积小，夏季不适合在沼泽地里行走，冬季虽然也不适合在雪地里行走，但在冰封的河面上，马拉雪橇无疑是一种十分理想的交通工具。另外，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劳动在季节上刚好形成互补。鄂温克人冬季忙于猎取野生动物的毛皮，夏季相对比较清闲;作为农牧民，俄罗斯人从春天播种到秋天收割，其主要精力都在农业生产上，而且秋季还要为牲畜越冬打草，冬天则基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当哥萨克人忙于耕种，不愿他们的马匹在布满沼泽的针叶林带冒险，这时通古斯人(指鄂温克人——作者注，下同)乘着他们的驯鹿来到哥萨克人的住地与他们进行交易”;“当通古斯人忙于猎松鼠，哥萨克人乘着马拉雪橇，行走在冰冻的河上，在一个森林的集会地与通古斯人见面，这里就形成一个市场”。
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交易是以物易物，“在他们的交易中，钱几乎不出现”。鄂温克人“向与俄商贸易，兑换烟、酒、麦、糖、布匹、火药各物品，亦无须实在金钱，相袭已久，彼此称便”。
通常在上一次交易结束时，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约定下一次交易的时间和地点。无论哪方先到，都会在指定的地点等待对方的到来。如果久等对方未到，他们会将要交易的商品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返回。不日对方到来，取走这些商品，并把自己带来的商品留在这个地方，等对方下次到来再将其取走。
冬季，为了收购鄂温克人的毛皮，有时俄商会跟随鄂温克人一连数日，鄂温克人打下多少动物毛皮，他们就要多少。甚至有的俄罗斯商人会亲自上阵，自己也猎取动物毛皮。
夏季，鄂温克人没有可以用于交换的商品，但他们依然可以从俄罗斯人那里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到了冬季再用等价的动物毛皮还上就可以了。在谈到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贸易的这一特点时，赵春芳曾说:“如某鄂伦春猎无所获，其所主之俄商亦照常供给其所用”。
前面已经讲过，对于俄罗斯人来说，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贸易在1906年前后发生过一次变化。此前，俄罗斯人需要的是生活必需品。从1906年开始，俄罗斯人需要的是野生动物的毛皮，包括灰鼠皮、貂皮、猞猁皮、水獭皮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灰鼠皮。
宋小濂在《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一书中曾谈到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毛皮交易:“(貂皮)每年皆由俄商收买，华商向无贩运者。捕貂之人，亦唯鄂伦春一种，所得之貂，售与俄屯乌溪罗普者，每年约三四百张，卖与博格罗夫者，每年约三百余张。”
1907(清光绪三十三年)至1909年(清宣统元年)，徐世昌(徐曦)任东三省总督期间曾主持编撰大型政书《东三省政略》，该书在多处谈及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贸易，比如“其在额尔古讷河右岸山内者，日用所需及猎得皮张，率入俄境，购取销售，往来既稔”;又如“一珠尔干河，并额尔古讷河口，为鄂伦春人等出入之区，皮张最为大宗，向归俄商收买，以皮易货，不论价值，一任俄商愚弄，俄商将皮张运至俄京，或运至外洋商埠，得利数倍，由此致富者甚多”。
另据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写的《呼伦贝尔》一书称:“雅库特人(指鄂温克人——作者注)因生活上与俄国沿岸密切，故大多数均通俄语，必需之一切食物、铅、火药等项，均归俄人供给，而俄人向之大宗购买者，则为捕猎之皮张等。”
鄂温克人的需要涉及其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物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生产工具和制造生产工具的原料，主要是、子弹、铁、铅等;2．生活用具，如打“列巴”用的平底锅、针、线．食品，如面粉、列巴、糖、茶、罐头等;4．布匹和衣服;5．酒精类饮料，如白酒(伏特加)、啤酒和果酒等;6．妇女用品，如化妆品、饰品等;7．其他“奢侈品”，如机械钟表等。
总之，在同俄罗斯商人的贸易中，鄂温克人获得了大量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物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和子弹。1906年他们从俄罗斯商人那里获得了一种快枪，俄语称“别拉弹克”，这种枪的射程在150—500米之间。1910年他们又从俄罗斯商人那里获得了一种连珠枪，其射程最远可达1000米。除动物毛皮之外，俄罗斯人也需要从鄂温克人那里得到其他东西，这些东西为俄罗斯人自己使用，其中最主要的是鄂温克人的衣服，因为这些衣服的保暖性能非常好，特别适合冬季在大兴安岭地区的户外穿戴。林德格尔曾提到，俄罗斯人很愿意给自己的小孩穿鄂温克人的长靴，“只要他们能穿”。
林德格尔称，早在接触之初，分别在1603年和1615年，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之间发生过两次战斗，但鄂温克人最终失败了。1623年，鄂温克人开始接受俄罗斯人的统治，并向沙俄政府纳税。鄂温克人迁到阿玛扎尔河流域后，穆拉维约夫颁发给各氏族长以铁制圆形印章，开始其统治。虽然不久之后一部分鄂温克人迁到了中国境内，但他们依然受俄罗斯人的统治。
迁到中国境内的鄂温克人是一个统一的部落，有一个统一的酋长，鄂温克语称“基那斯”。1761年，统一的酋长去世，从此鄂温克人再也没有产生统一的酋长，而改由俄罗斯伊格纳希诺村的地方官“阿塔曼”领导。统一的酋长去世后，鄂温克人分化为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基那斯。这一时期，虽然基那斯仍由鄂温克人选举产生，但需要得到俄国政府的任命。基那斯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俄国政府统治鄂温克人的工具，一方面为俄国政府收税，另一方面向鄂温克人传达俄国政府的命令。
鄂温克人由伊格纳希诺村的地方官领导了56年，之后又由波克罗夫卡村的地方官领导了150年，最后由乌启罗夫村的地方官领导到1918年。
鄂温克人被俄罗斯人统治主要表现是向俄国政府纳税，即每个成年男子，从20岁到50岁，每年向俄国政府缴纳3卢布的人头税。有人将这一税款称作毛皮税或教会会费。但不管怎么说，俄国政府通过这种方式使鄂温克人成为了虽然生活在中国领土却仍然拥有沙皇俄国国籍的人。
比如宋小濂在《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中曾提到:“彼等已半入俄籍，归依格那绅俄屯长所管。”“鄂伦春之人入俄籍者，分二沃洛特。一为根得及力司克矣沃洛特，其头目名飘得尔格为力勒为池，帮办名国尔大国罗夫;一为婆罗国恩挪司刻矣沃洛特，其头目名飘得尔尼克拉牙为池，帮办名司及班牙克为池。”但宋小濂又说:“虽归俄籍，亦仅割发变服制而已，至俄民所有之权利义务，彼等均无关系。”宋小濂还对鄂温克人加入俄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入俄籍，因从前彼等牲畜均行倒毙，山兽亦少，贫乏不能自存，遂出山至沿边俄屯佣工，因粗知俄国语言文字，遂由此变服制而入俄籍。”又如民国奇乾县知事李玉琛曾说鄂温克人“前受俄国牢笼，委派首领，发给戮记、执照等事。每与俄年纳票费三元，时往漠河对岸衣格讷什领教”。再如史禄国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一再指出鄂温克人拥有俄罗斯国籍，但“他们对俄国政府不承担任何义务，只交付三卢布左右的少量贡品”。史禄国夫人(希罗克戈洛娃)也证实鄂温克人“具有俄罗斯国籍，他们每年缴纳3卢布的毛皮税，交给阿穆尔区域的两个负责人”。再如日本生态学家今西锦司在《大兴安岭探险——1942年探险队报告》一书中说:“政治上，正像使马鄂伦春(指鄂伦春族——作者注)被清朝授予八旗组织一样，驯鹿鄂伦春被俄国人授予长老(阿塔曼)组织。”
1908年赵春芳调查鄂温克人时，试图说服他们加入中国国籍。1909年(清宣统元年)农历三月，赵春芳在珠尔干河总卡伦驻地珠尔干村会见3位鄂温克人首领，问他们“何故与俄人岁钱三吊，此钱不纳可否?”3位首领回答说:“相沿已久，亦不知因为何故，不纳此钱，俄官不任管辖，俄商不贡食物，我族困坐荒山，奈何?”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赵春芳任黑龙江漠河设治局设治员。1915年赵春芳请求政府“仿照前清旗佐，该首领予以佐领官职，以资管辖”。
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接触，涉及其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宗教信仰是一个重要方面。
林德格尔认为，早在19世纪初，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鄂温克人名义上就已经皈依了东正教。鄂温克人“每年都穿过边界到一所俄罗斯的教堂洗礼或举行婚礼”。一般情况下，鄂温克人的小孩出生后不久即被父母抱到对岸的一所教堂洗礼，同时为小孩取一个教名，即俄语名，还要让小孩认一对俄罗斯夫妇为干爹娘(教父和教母)。这对俄罗斯夫妇就是小孩父母的安达。
宋小濂在《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中提到:“……彼等养生送死，均必至俄屯教寺，请教士诵经……”所谓“养生”是指东正教七大圣事中第一大圣事“洗礼”;所谓“送死”是指东正教七大圣事中第七大圣事“终傅礼”。赵春芳在《珠尔干河总卡伦边务报告书》一书中也说:“彼族生子命名，婚嫁死葬等事皆赴俄屯请命于(指东正教神职人员——作者注)，并请念经从俄俗也。”李玉琛也说鄂温克人“染习俄风，均由俄耶苏教堂命名”。
永田珍馨在《使鹿鄂伦春族》一书中指出，在1932年日本人“封锁”中俄东段边界之前，鄂温克人经常到黑龙江对岸的伊格纳西诺村的东正教堂进行洗礼，举行婚礼和葬礼。《呼伦贝尔》一书中也提到了伊格纳西诺村的东正教堂，说:“雅库特崇奉之宗教，为基督教。距今不久，尚向伊格那伸斯克教堂交纳款项，计每一窝铺年缴卢布三元。遇有孩童之受洗，婚嫁之举行，及追悼死者，靡不在此办理”。
史禄国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也证实:“满洲驯鹿通古斯人处在俄罗斯人的影响之下，他们全都是基督徒”;又说“他们的婚礼是按希腊正教仪式举行……”。除波克罗夫卡外，史禄国还提到另一个村落“雷诺沃”。该村位于黑龙江北岸，是鄂温克人的行政中心。据史禄国称，鄂温克人经常到这两个村落“举行婚礼，给他们的儿童领洗、登记并进行贸易”。史禄国夫人在《西北满洲》一文中也说:“这些通古斯人都具有俄罗斯国籍，都是基督教教徒，都接受东正教的仪式……”
今西锦司在《大兴安岭探险——1942年探险队报告》一书中也指出:驯鹿鄂温克人在“宗教上，也改变原有的萨满信仰，或者是与此相平行，希腊正教传来”。该书还提到一座驯鹿鄂温克人的坟墓:“进了栖林集草原后不久，在离道路不远处的一片树林里，忽然看见有一个异样的东西。在地面上有一个用木板搭建的长不到两米的人字形屋顶，在其一头立着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还多了一根斜着的短木条，一眼就能看出那是希腊正教徒的墓地。听张贵堂说，那是鄂伦春人的墓地。因为驯鹿鄂伦春人都皈依了希腊正教。”
另据吕光天等人1957年的调查，1918年之前，鄂温克人在每年的6月10日都到乌启罗夫或波克罗夫卡过斯拖罗衣查节，届时同俄罗斯人进行贸易，并为青年男女订婚。“斯拖罗衣查”俄语的标准发音是“特罗衣查”。这个节即圣灵降临节，时间在6月份，但不一定是6月10日。
非常有意思的是，鄂温克人历史上曾走出山林，在乌启罗夫定居过一段时间，林德格尔称这次短暂的定居为“长期拜访”。另据吕光天等人在《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报告》中的记述:1892年9月，鄂温克人的驯鹿大部分都得了癣疥病，到12月，驯鹿的毛掉光后被活活冻死，只有生活在漠河境内茂河一家的二十几头驯鹿得以幸免。此时大多数鄂温克人都离开了山林，住进了额尔古纳河对岸的乌启罗夫。他们生活在俄罗斯安达家里，男人从事农耕、放牧等项劳动，女人从事挤奶及各种家务劳动。1897年从满洲里一带迁来一大批貂，于是鄂温克人从安达处借了一冬的口粮，进山捕貂，然后用出售貂皮的钱从漠河对岸阿玛扎尔河流域同族人那里购进足够数量的驯鹿，重返山林。
在此期间，曾有鄂温克人的儿童进入当地俄罗斯人的学校学习，由此使鄂温克人在掌握俄语的基础上，又掌握了俄文。林德格尔曾提到一所“泰加学校”，说有几个中年鄂温克人在此学习一段时间后能阅读和书写俄文;又说有几个年轻人掌握了足够的俄文，能看懂俄文日历，“而每个年轻人都能在各种工具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或第一个字母，还有日期”。1908年赵春芳曾在乌启罗夫村就有关俄罗斯人在鄂温克人中开办学校的传闻询问该村村长:“闻贵国在鄂伦春山中设立学堂，教授俄文、俄语，此事果有之乎?”该村村长回答说:“否否。此传言之谬也。曾记二十年前，鄂伦春岁荒，猎于山，渔于水，均无可获，所蓄之四不象子(指驯鹿——作者注)，又多倒毙，彼族度日维艰，遂出山入俄屯谋食，沿额尔古纳河一带无屯无之。当时有鄂伦春幼童在敝国学堂念书者，至在山中设立学堂，实未之前闻也。”
1917年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1918年苏维埃的势力抵达中俄东段边界地区，中俄东段边界被封锁，从此鄂温克人与境外俄罗斯人的接触被切断。
由于沙俄政府被推翻，鄂温克人没有了纳税对象，同时也由于中俄东段边界被封锁，鄂温克人无法到达对岸俄罗斯人的村庄，直到这时，他们才算加入了中国国籍。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爆发后，俄罗斯人纷纷移民额尔古纳地区。到1922年，生活在额尔古纳南部地区室韦县的俄侨已达1703户、9279人，生活在额尔古纳北部地区奇乾县的俄侨已达152户、604人。
乌启罗夫村对岸就是中国的珠尔干村。十月革命后有50多户俄罗斯人从乌启罗夫移民到了珠尔干，这其中就包括鄂温克人的全部安达。到20世纪30年代，移民到珠尔干的俄侨已有100多户。这些俄侨延用老家乌启罗夫村的村名，称珠尔干为“乌启罗夫”，从此“珠尔干”这个名称则很少被人使用了。
1918年以后，由于中俄东段边界被封锁，鄂温克人到俄罗斯境内进行贸易已不可能，而此时生活在乌启罗夫的鄂温克人的安达也移民到了对岸的珠尔干村，于是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贸易地点由乌启罗夫村改为珠尔干村(后称奇乾)。而生活在漠河境内的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贸易地点，由波克罗夫卡改为阿尔巴吉。
俄侨一共在额尔古纳地区建立了50多座村庄，其中包括位于得耳布尔河南岸的杜博维村(今上护林村)。1929年，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铁路特权与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曾引发额尔古纳北部地区的居民向额尔古纳南部及其以外地区的迁移。在这股移民潮中，生活在激流河地区的一部分鄂温克人迁移到了得耳布尔河上游地区，而杜博维正好位于得耳布尔河南岸，于是这部分鄂温克人从上游沿得耳布尔河下行至杜博维与这里的俄商进行交易。
1918年以后，由于中俄东段边界被封锁，加之这些俄罗斯商人大多移民到了中国，于是他们收购上来的动物毛皮不再是满足俄罗斯内地及欧洲市场，而变成满足中国内地市场的需求;他们供应给鄂温克人的生产和生活物资也不再从俄罗斯内地进货，而是从中国内地进货。
十月革命后，鄂温克人到对岸教堂已不可能，但他们“一直坚持在他们的帐篷里悬挂圣像并在坟墓上放置十字架”。据《使鹿鄂伦春族》一书称，伪满洲国建立后，生活在得尔布耳河上游地区的鄂温克人每年6月都顺流来到杜博维村，届时各拉乔维村(今下护林村)东正教堂的司祭也来到该村，并在村外设立祭坛(当时杜博维村还没有东正教堂)，为一年中鄂温克新生儿洗礼和命名，同时也为一年中去世的鄂温克人举行安息祈祷仪式。各拉乔维村的东正教堂称为“卡扎恩斯科·波格罗仁斯卡娅教堂”(“卡赞圣母教堂”)，建于1921年，是俄侨在额尔古纳地区建立的第一座教堂。
1934年6月，生活在奇乾的俄侨在当地兴建了一座东正教堂，其掌堂司祭是俄侨米海伊尔·凯尔罗多夫。此后生活在激流河一带的鄂温克人就到这座教堂从事东正教活动。据统计，1943年这座教堂共有教徒120余人。
1940年，杜博维村也建成了一座东正教堂，称为“圣尼古拉教堂”。该教堂隶属于库力绰维村(即各拉乔维村，今下护林村)的卡扎恩斯科·波格罗仁斯卡娅教堂，其司祭也由卡扎恩斯科·波格罗仁斯卡娅教堂的谢·索斯柯兼任。该教堂于1955年俄侨撤离之后关闭，关闭前共有教徒1000余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2年12月，日本人占领包括额尔古纳地区在内的呼伦贝尔地区，成立了兴安北省，当时鄂温克人生活的地区分属兴安北省的奇乾县和室韦县。
日本人占领额尔古纳地区之后，很快就切断了鄂温克人与俄商的传统贸易关系，而由满洲畜产株式会社和东蒙贸易公司垄断了与鄂温克人的毛皮贸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鄂温克人与俄商之间传统的安达关系得以恢复，并且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949年中国政府在奇乾为鄂温克人建立供销社为止。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俄侨大规模撤离中国，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接触的历史宣告结束。
1954年，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俄侨开始撤离中国。1955年是俄侨撤离中国最多的一年。在额尔古纳地区，仅1955年的4—6月三个月的时间就有苏侨1171户6553人离开了中国。1956年以后仍有俄侨陆陆续续离开中国。在额尔古纳地区，截至1959年，总共有俄侨1363户8171人离开了中国。1955年生活在奇乾的8户俄侨离开了中国，此后奇乾变成了一个以中俄混血人为主的村庄。
中俄混血人是汉族人与俄罗斯人通婚的后代，作为一个特殊的族群，其文化兼具汉、俄两种文化的特点。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鄂温克人结束了与俄罗斯人接触的历史，但由于他们仍然保持与中俄混血人的接触。而中俄混血人也是俄罗斯文化的承载者，因此俄罗斯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仍然存在，一直持续到1965年。
1957年，中国政府为鄂温克人在奇乾建立了民族乡，称“奇乾鄂温克族乡”。1965年鄂温克人从奇乾集体搬迁到敖鲁古雅，建立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俄罗斯文化对鄂温克文化的影响在这一年基本终止。
鄂温克人在与俄罗斯人接触的过程中，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从俄罗斯文化中借入了很多元素，这些元素成为鄂温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有一些元素经过了鄂温克固有文化的改造，充分适应了鄂温克人的游猎生产和生活。比如列巴因其易储存和携带方便的特点成为鄂温克人在兽肉之外的另一主食。而俄罗斯人烤制列巴使用砖砌的烤炉，这种烤炉体积很大，无法适应鄂温克人的游猎生产和生活，于是他们就在野外用石头搭建简易的烤炉，一旦迁徙，则弃之不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65年之后，鄂温克人受到汉文化的全面影响，其文化中的许多元素，包括那些被整合进来的俄罗斯文化元素逐渐消失了。但尽管如此，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他们的文化中找到部分来自俄罗斯的元素，比如取俄语名、烤制和食用列巴、老年妇女的俄式打扮、在帐篷里悬挂东正教圣像以及在坟墓上立十字架，等等。
【注】文章原载于《世界民族》2013第4期 。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